人民日报：山村幼儿园让农家娃受益
贫困农村儿童的早期发展如何？农村学前教育“最后一公里”怎样打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村一园计划”对此进行了探索。
游浩宇今年6岁，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木瓦村的留守儿童。他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平时只能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游浩宇家里不富裕，爷爷奶奶的农活很重。如果不是村里开办了幼儿园，游浩宇的学龄前时光可能跟哥哥姐姐们一样，光着脚丫，跟在大孩子身后，晃荡在村里。或者，境况还会更糟糕——村中有些三四岁的留守孩子，祖辈忙得顾不上时，只能被关在屋子里。
两年前，被废弃的村小学空置教室办起了幼儿园，每月只收取保育费100元，离家就几步路，游浩宇终于入园了。听老师讲故事，和小伙伴做游戏，中午还有一顿营养餐。入园后，游浩宇长高了、爱笑了、会讲普通话了，一家人都很开心。
如今，像游浩宇这样受益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村一园计划”的孩子已有17万名。
国内外研究显示，早期教育对儿童未来发展以及一国人力资本形成至关重要。十几年来，我国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由教育部牵头实施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已连续开展三期，将我国学前毛入园率由56.6%提高到79.6%，农村学前教育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剩下20.4%的未入园儿童人数超过1000万人，主要来自经济发展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农村。“父母离异、家庭暴力等问题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对留在家的儿童发展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我们调查发现，偏远贫困地区无法接受学前教育的农村儿童在语言、智力等方面的发育相对迟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为解决这部分儿童的入园问题，基金会于2009年开始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开展“公办+公益”的农村学前教育试点即“一村一园计划”，目前已经在中西部19个贫困县建立了2200所村一级的幼儿园。
“一村一园计划”利用的是农村小学撤点并校后的空置教室、村委会空置办公室、闲置民房等，原则上一个村子里有10名及以上幼儿就开班，人多开设分层班，人少开设混龄班。项目聘用本地中职以上学历的中青年为幼教志愿者老师，提供持续、高频、高质量的在岗培训以提高其教学水平。办园经费则主要通过“公办+公益”的方式筹集。
项目测评显示，“一村一园计划”有效缩小了城乡儿童之间的能力差距。入园儿童的认知、语言、健康和社会性有明显改善。基金会追踪乐都区2009年以来在村里接受过三年学前教育的8500名儿童，其中约65%的儿童成绩稳定排位于全县同龄儿童的前40%。
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教育、卫生、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和国际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一村一园计划”做出高度评价：为尽快完善“农村三级教育体系”探索出一种成本低、见效快的可行模式。
一是硬件投入低。“一村一园计划”利用空置房屋办园，硬件投入可忽略不计。孩子们就近入园，大大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
二是师资成本低。“我们对幼教志愿者每月补贴1500—2000元。说实话待遇很低，可目前2800多名教师人员基本稳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部副主任赵晨介绍，木瓦村幼儿园志愿者教师工资每月只有1740元，远低于当地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工资。
木瓦村的志愿者教师陆娟今年21岁，毕业于毕节幼儿师范。“去广东做幼儿园实习教师，每个月挣5000元，可是一听到村里办幼儿园我就赶回来了，守着亲人们，看着村里的孩子一天天成长进步，看到村庄有生气，我心里特别满足。”
与会专家认为，“一村一园计划”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贫困地区农村办园实际条件和农村家庭经济能力出发，以最低的资金投入补上农村学前教育的村级“短板”，对于打通农村学前教育“最后一公里”具有示范意义。
“一村一园计划”还为偏远贫困农村的“困境儿童”提供了有效帮助。
“在我国偏远贫困农村，留下来的儿童都是处境比较艰难的孩子，急需救助。”卢迈介绍，目前“一村一园计划”中个人信息完整的5万多名儿童里，2万名是父母均外出的“双留守”儿童，1万名是精准扶贫户家庭的贫困儿童，11%是单亲家庭儿童。
“处在留守、贫困等情况下的‘困境儿童’平时‘沉淀’在村里的各家各户，相关管理部门并不掌握他们的营养健康、早教启蒙等情况。村里办了幼儿园，这些孩子才走出了困境，走入我们的视线。”卢迈说。
“一村一园计划”启动9年来，许多贫困儿童家长目睹了孩子的变化，开始愿意在家庭养育、教育方面做出配合，比如购买课外书、更注意多与孩子沟通交流等。
陆娟说，木瓦村幼儿园开班后，附近的苗寨村民也送孩子过来。“四五岁正是学习语言较快的时期，孩子们一年以后说普通话的能力都大幅提升，为小学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助于苗汉儿童融合互动。”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赵德荣表示，农村学前教育抓好了，能够让更多的家长腾出手来脱贫攻坚。这一点，对于劳动力不足的贫困家庭来说特别有意义。今年9月，“一村一园计划”获得世界教育创新峰会2018年度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成为该奖项创办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2014年，《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这是中国首次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上升到反贫困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随着这个规划的颁布实施，中国政府把儿童早期发展与扶贫攻坚统筹推进，出台了教育、医疗等专项政策。3700多万名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状况显著改善，近600万6至24个月的婴幼儿免费服用营养包，数十万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能够在村子里就近入园。
“投资贫困儿童早期发展，比儿童成长后期的补救性干预效果要好得多，这对于巩固提高减贫成果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目前中国的扶贫事业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相关部门应继续加大对儿童反贫困工作的支持力度。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介绍，2011年以来，贵州省各级财政投入资金超过100亿元用于学前教育。“目前贵州省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我们对普惠的民办幼儿园给予奖励和支持；每年出资购买1000多名志愿者服务，安排到村级幼儿园；为农村学龄前儿童提供每年600元的营养补贴。”
“目前贫困儿童中相当一部分是‘困境儿童’，给他们一个阳光的人生起点，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时间不等人，要有紧迫感。早教、营养改善这些项目，要加大投入、加快推进。”卢迈表示。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认为，应将儿童早期发展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任务，纳入健康扶贫工作，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机制。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呼吁强化立法和机构建设。“未来应强化政府部门的责任，统筹儿童减贫、儿童保护等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主持了部分省份的“村儿童主任”试点项目。村里开设了“儿童之家”，有了专职的“儿童主任”后，孩子们一旦遇到家庭暴力或者医疗救助等困难，知道去哪儿、该找谁。
“应该利用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新手段，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关怀帮助送到每一个农村贫困儿童身边。”创新工场首席市场官黄蕙雯表示。据了解，目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营养包等项目，都已通过APP进行数据采集，让外出打工的家长们可以通过云端查看孩子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