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
2016年8月25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办《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课题成果发布会暨研讨会，介绍社会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实践创新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社会各方面戮力同心，把握发展机遇，应对困难挑战。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的资深代表参会。本文节选与会嘉宾的发言要点。
社会价值投资是什么
社会价值投资是追求可测量的社会价值，同时兼顾财务回报的投资。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在引入中国时直译为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但影响力通常被误解为对社会和媒体的影响和控制，而不是良好的社会发展结果。因此我们取影响力投资之本意，称之为社会价值投资。
投资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经济价值的实现包含一个完整的价值链条，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价值生态体系。从2007年概念提出，到2015年,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社会价值投资规模已经达到152亿美元。2016年预计增长到177亿美元。
社会价值投资生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社会价值投资是一个新的投资形式，是介于企业投资和公益慈善两者之间的投资形式。它产生的效果是看得见的社会成果，也有看不见的社会凝聚力、社会团结。”
卢迈表示，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强调追求“社会价值”的目标，同时，也强调社会价值和结果的“可测量”，以及可持续的“回报”两项特征。社会价值投资主张将经济激励和社会目标相结合，鼓励企业界、社会组织、公众与政府多元主体的有效结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现在的中国正需要这样的“社会价值投资”。“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进行大量的发展投资。扶贫、保障性住房、医疗、养老等领域存在着大量社会需求，政府无法独自承担投资重负。社会价值投资可以为解决这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需求开辟一个新的空间并提供工具。社会价值投资强调社会价值和结果的测量和评价,这与当前治理方式中重视结果导向、强调公正评估、强调社会和群众的评判，以此促进资源更合理有效的配置，非常契合。
中国社会价值投资的发展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潜力巨大，只要政府政策支持，企业、社会、个人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相信社会价值投资一定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焕发勃勃生机。
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
“《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的出炉标志着社会价值投资市场的第一声春雷已经响起，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财富上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延礼
周延礼认为，保险业在经营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保险投资基金，绝大部分投资在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具有准公益性。应将保险业的资金运用和中国的社会价值投资有效地结合，推动中国社会价值投资。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
“每做一项决定的时候，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做这个决定，道德高地在什么地方？社会责任是什么？以后还可以问：社会价值是什么？大企业不仅是经济产物，还是社会产物。”
宋志平表示,在过去，央企承担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还有国家责任。社会价值投资强调“义利兼顾”，把过去的责任、价值与企业效益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样企业才能持续地做下去。
宋志平介绍，中国建材的大量投资并不是新建产线，比如投资150亿人民币做余热发电，节约水泥厂一半的电能。既为企业节约成本，又为社会节约了能源，也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中国农村住房的保有面积是300亿平方米，其中90%以上既不节能，也不抗震，更谈不上舒适。以往，住房是能源消耗的主体;用新能源升级后的住房变成了发电厂，农户一年还有2000-3000元的电费收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
宋晓梧表示，中国老龄化问题严峻，但中国企业年金发展非常缓慢。庞大的老年群体、银发浪潮都悬系在政府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上。希望从社会价值投资角度研究企业年金。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最能够用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方法就是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
许善达认为，靠政府、企业和个人来完全满足社会价值的投资需求是非常困难的。最能够用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方法就是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
我国现在大概有100多万亿国有资本。北京市发布的国有企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社会价值投资密切联系。规划中，国有资本要退出很多领域，然后集中到公共服务领域。上海推出了共有产权的制度，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房子条件符合一定要求时，政府可以出资持有30%的产权，居民拥有70%的产权。如果居民卖掉房产，政府要收回30%的资金和收益。这也是一种社会投资。
中国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董德刚
“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和社会价值投资具有十分契合的理念和目标。”
董德刚说，《报告》提出当前世界各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和环境的挑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世界上采用PPP模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领域的社会事业投入也是一个潮流和趋势。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和社会价值投资具有十分契合的理念和目标。
PPP领域在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结合社会目标和市场手段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在满足社会投融资需求的同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兼顾社会资本的合理的经济回报。公共服务领域的PPP项目投资是兼顾两者需求的，既有公共服务的需求、社会价值，也有经济方面的考量。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有安
“中国资本市场应该适度发展社会价值导向的企业并鼓励上市”
陈有安称，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6%。距2050年还有35年的时间，中国的投资方式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地进行改进和提升。减少投资浪费，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的市场价值、社会价值，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央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摘掉贫困的帽子。慈善性质的扶贫与社会价值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一些村庄建的房子跟城市别墅的外表相似，但没有水和垃圾处理、线路没有暗埋。应该考虑到社会价值的综合体现。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有效的概念，中国资本市场应该适度的发展这样的企业，让这样的企业上市，为中国经济转型走出一条新路。
联合国社会影响力基金全球负责人大卫·加利波（David Galipeau）
大卫·加利波说：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不同的部门彼此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政府做了大量投资，私人部门也进入了教育、卫生、水资源等传统公共服务领域。
衡量社会价值是很大的挑战。联合国对于社会价值投资进行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如何监督、衡量社会价值、如何把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联系起来，有了这些信息才能做出合理的决定。
课题组成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主任俞建拖
“仅仅是对扶贫开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棚户区改造、健康、教育、养老、环境保护七大行业的进行估计，保守估计未来5年需要投入的资金大概在55万亿-70万亿之间。”
《报告》概括了社会价值投资六个方面的特点。（1）扩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基础；（2）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的优势资源；（3）实现规模化运作，扩大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4）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5）可持续运作，产生持久的社会效果和价值；(6)透明问责。
倡导社会机制投资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政府和社会部门的失灵。社会价值投资不会减少政府、企业、社会的责任，而是把三方的优势整合起来，填补空白。
推动社会价值投资有其必要性。一是满足社会投资资金需求。仅仅是对扶贫开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棚户区改造、健康、教育、养老、环境保护七大行业的进行估计，保守估计未来5年需要投入的资金大概在55万亿-70万亿之间。第二个理由是我们需要新的机制整合大家的力量，使大家凝聚共识、相互团结，找出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三，我们认为社会价值投资可以对中国若干重点领域的改革起到借鉴作用。
《报告》按照国际框架对中国社会价值投资生态进行了梳理。我们相信社会价值投资在中国大有可为，但需要补足一些短板：理念和知识传播不够；制度和政策体系不完善；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缺乏投资标准、主体认证、评估体系等基础设施；生态中缺乏重要的主体；金融市场发展整体滞后；需求方的引导培训不足；对社会部门的发展重视不够。
课题组副组长、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
“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如果不做社会价值评估，很可能会走入歧途。”
汤敏介绍，中国大量的投资都具备社会价值，但没有对社会价值进行量化评估。没有度量就没有管理，要把社会价值投资测量好、货币化，使投资之间有可对比性。有了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我们可以衡量国有企业每一个项目投资。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如果不做社会价值评估，很可能会走入歧途。
《报告》提出了两大建议。
短期建议：要加大理念的传播与倡导；筹建投资联盟和投资基金；把社会价值投资纳入政府购买服务以及PPP项目；在三板市场上开辟一个“社会价值投资”板块；设立几家权威的评估与认证机构；在国有企业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中加强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
长期建议：需要完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特别是税收、金融、政府购买服务要真正的法律化；成立一批国家社会投资公司、银行和基金；完善公益慈善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注册登记和评估制度；创办“社会价值投资交易所”；设立跨部门、高层次的社会价值投资发展指导委员会。
（由左至右分别为：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高倩倩、国际金融公司可持续及气候变化技术业务部亚洲区主管罗维之、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高盛高华企业社会责任部亚洲负责人余文琦、达能社会企业项目(中国)总经理刘颗、蚂蚁金服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华）
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高倩倩介绍说，福特基金会的重要战略就是利用已有资源，结合不同的社会资源，彼此合作，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福特基金会直接使用本金进行社会价值投资。另外，基金会也通过赠予的方式进行能力建设，发展行业，帮助社会组织、确立评估标准、确立整个行业的生态系统，进而促进社会价值投资。
国际金融公司可持续及气候变化技术业务部亚洲区主管罗维之表示，从广义的社会价值投资来看，国际金融公司有90%的投资都属于此类投资。
罗维之认为，社会价值投资有三个必须，一是必须商业上可行；二是必须带来良好的影响，比如改善中国的环境问题、解决印度的卫生问题；三是必须要有可衡量的影响，这样才知道项目是否成功，能否复制。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认为，社会价值是一个生态，有供方和需方。社会企业就是可以投资的对象之一。社会企业不是一个模式，它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物种。这个物种是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来自于道德商业，一批企业家越来越关心社会，并愿意投资社会价值；另外一个背景来自NGO。中国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大量的合作社、新兴的自称为社会企业的组织，它们都可以称为社会企业，但所依据的社会企业标准会有多个。
高盛高华企业社会责任部亚洲负责人余文琦介绍，高盛与其他的投资者(包括国际金融公司)一起首创了针对女性的融资工具。总额约6亿美元的融资工具帮助女性创业，使用杠杆原理，用借贷的方式给商业银行，促使商业银行再去借贷给女性的中小企业家。在中国，高盛与蚂蚁金服和洛阳银行都有这样的合作模式。
余文琦表示，从高盛的角度来说，影响力投资是用金融的专业知识、金融的创新工具解决社会和公民的问题。中国的影响力投资生态、法规和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做不亏钱或者是真正有持续性的影响力投资还是非常难的。
达能社会企业项目(中国)总经理刘颗介绍说，达能社会企业项目是社会价值投资的需求方，是被投资者。达能在中国的项目是配合政府的营养包项目。在尝试过以CSR的方式运行后，达能希望在中国专门成立一个公司。由于非政府组织在投资上的限制，达能经历两次合作失败后，才通过达能共同基金和国家规定，成功注册公司。刘颗认为，国家政策法规对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的发展的支持是必须的。
蚂蚁金服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华表示，蚂蚁金服的社会价值投资将集中在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两个领域。李振华认为，在中国完全通过公益的方式没有办法做到大规模普及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商业的可持续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加以解决。支付宝用户除了拥有资金账户之外，还拥有了一个碳账户。调动C端的力量，普及他们的绿色意识，让普通用户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绿色经济。我们还可以用区块链的方式解决互助保险的信任问题。
《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是国内第一份系统阐释中国社会价值投资特点和状况的研究报告。本报告首次采取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对促进国内社会价值投资的多元主体和机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归纳分析，报告充分总结和吸收了国际社会价值投资的最新理论进展和实践创新，比较全面系统地搜集梳理了国内现有各种社会价值投资类型的雏形，对影响社会价值投资发展的各类型政府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价值投资的发展现状和机遇挑战提出了全方位和多角度的讨论，并结合国际实践经验，提出了现阶段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