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胥、小王、小李是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的三名二年级学生。在一次全区考试中，三人的成绩分别位于全区2750名二年级生的第235、1 098和2 662位。这样的区别或许并非完全与其个人努力有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追踪调查记录了他们更早前的受教育情况——4岁时，小胥就读于县城一所质量较佳的幼儿园，小王被父母送入一所乡村幼儿园，但小李家贫，并未接受任何形式的早期教育。

在其他孩子上幼儿园时，小李每天所做的只是逗逗小狗，看看电视。一天下来，养育她的爷爷奶奶和她说不上几句话。

学前教育甚至早期养育的城乡差距是否将延续至儿童的后续学段，甚至影响终身发展？不止于这三个孩子的个案，中国的政策研究领域正在将对此的忧虑扩展至更大范围的贫困儿童。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巴西儿童早期发展对话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披露了该机构于2016、2017年使用DenverⅡ发育筛查量表对中国三个贫困地区0-3岁幼儿早期发育的抽样调查结果。

筛查结果显示，在可疑率和异常率上，甘肃省华池县中期调查数据超过1/3，新疆吉木乃县基线调查数据接近50%，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的基线调查数据则超过50%。而在上海，相应对照数据不到10%。

国际通用的DenverⅡ发育筛查工具包括“语言”“粗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个人—社会”四个能区，若儿童任意一个能区发育迟滞，或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区发育出现警告，筛查结果则显示为“可疑”；若四个能区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发育迟滞，结果则为“异常”，意味着需要送入专业机构进行干预治疗。

已有一些国家的公共政策将视线聚焦儿童早期发展的不平等，其中包括巴西。巴西于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幸福儿童计划”，对准贫困孕妇和0-6岁贫困儿童家庭，通过专业人员入户家访指导，对儿童早期发展进行干预。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发展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卢迈称，和巴西一样，中国也在经历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挑战。对于中国每年诞生的约1800万左右新生儿，如何做好早期发展，是一项事关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

此前，不少中国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发出呼吁，称儿童早期养育的公共产品属性较强，应强调政府责任，尽快开展由政府投入的大规模幼儿早期发展干预。

“如果说家庭有责任，但是父母出外打工，爷爷奶奶没有文化，怎么教育？这是长期形成的问题。”卢迈表示。

在上述会议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巴西社会发展部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搭建对话合作平台，交流儿童发展项目的实践经验。

“生命早期1000天”拉开差距

国际经验表明，六岁以前的营养、教育对人的智力、行为及后天发展甚为关键，若一个人17岁的智力为100%，5岁时形成的就已达到50%。而其中的“生命早期1 000天”被认为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关键时间窗口。

“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认为，生命从被孕育到2岁期间的1 000天，若营养不良、被照顾不足，将影响大脑发育，致使儿童受到的近期和远期危害不可逆转和弥补。

“很多后果一旦形成，在成年之后都无法改变。”“幸福儿童计划”的推动者、巴西社会发展部部长奥斯玛·特拉在上述会议上解释，巴西将干预儿童早期发展列为国家公共政策，作为巴西社会保护网络组成项目中的先导项目，是希望使贫困家庭的孩子可以在早期即得到中产家庭孩子同样的成长发育的机会和条件。

“一位中产阶级的母亲会给孩子更多感官、神经上的刺激，帮助孩子更早理解事情，从而更有利于孩子神经系统和大脑发展。”奥斯玛·特拉指出，穷人孩子早期大脑神经系统接受的刺激却很大程度不够积极。

已有研究表明，低收入与高收入家庭儿童的大脑表面积相差6%，尤其在与语言和决策能力相关的区域存在明显差异。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下称REAP）从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对中国西部农村1 834名3岁以下的婴幼儿及其养育者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超过90%的家长虽希望宝宝更聪明，却不知道怎么做才最有效。但运用受到认可的积极方式，如给宝宝读故事书、唱歌和一起玩玩具等手法，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农村家长，比例仅为12%、37%和39%。

在早期1 000天中，对孩子大脑、神经系统发展的刺激，应当是“各种各样”“深度”的刺激。在奥斯玛·特拉的倡议中，通过政府力量的干预，在早期养育上的贫富差距有望缩小，这一政策要缩小的“不止是经济概念上的不平等”。

缩小摇篮里的不平等

如何帮助一个贫穷的母亲像中产阶级母亲一样，在早期1 000天给予孩子足够的早期神经系统刺激？

奥斯玛·特拉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介绍，巴西目前已培养了10万名高中学历以上的家访员，由他们每周入户家访，帮助近100万个贫困母亲养育孩子。

家访人员进入社区，与贫困家庭搭建熟悉的联系，寻找可能对孩子全面发育造成影响的因素。在进行对幼儿早期发展的专业指导外，他们还负责向政府部门收集反馈贫困家庭是否存在家庭暴力、孩子母亲是否有抑郁症等问题，“对于抑制家暴和酒精、毒品等问题，也会产生附属积极效果”。

奥斯玛·特拉介绍，经过筛查，巴西约有400万0—3岁的儿童需要纳入“幸福儿童计划”，这一目标有望到2019年实现。

在这400万孩子中，还有因寨卡病毒造成的小头症患者，和因瘟疫等原因致神经系统发育异常造成终生伤害的案例，需要干预的人数约40万。

对残疾儿童的养育指导将持续到6岁。巴西成立有一个中心，专门受理儿童寨卡病毒后遗症、小头症病例，设有治疗师、神经科医师等专业人员。

“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情感，只有这些情感得到宣泄和互动时，他的神经系统才会得到发展。”奥斯玛·特拉介绍，巴西希望通过“幸福儿童”计划，将最穷的以及受到神经系统疾病干扰的孩子们筛查出来并提供帮助。

“政府不能只靠给补贴，就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要改善贫穷家庭的造血能力。”据奥斯玛·特拉介绍，被纳入“幸福儿童计划”的儿童每年需投入200—230美元，巴西在2017年投入3.14亿， 2018年预计投入约10亿。这一财政投入由联邦政府转移支付给州政府，再由州政府在市政府间协调，再拨款至市一级的委员会，由其直接雇佣家访员。目前巴西的家访员来源于护士、家庭妇女和大学学生等群体。

干预儿童早期发展已成为涉及巴西政府全面工作计划的一项国策。奥斯玛·特拉介绍，“幸福儿童计划”由巴西社会发展部牵头，联合卫生、教育和文化部门共同推行。

这一计划也有立法保障。巴西于2016年发布13.257号法令，目前已覆盖2547个市和全部的州（省），这意味着巴西有超过半数的城市加入“幸福儿童计划”。

谁管20%最贫困中国儿童早期发展

在中国，一些项目已在展开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其中包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慧育中国”项目。

这一项目指导家长在玩游戏、唱歌和阅读故事的过程中不断与孩子交谈，以激发孩子在认知、语言、动作、社会情感等领域的发展。

“慧育中国”在甘肃省华池县的终期评估初步结果显示，干预组儿童在语言、精细动作、大动作和社交发展等方面可疑和异常比例下降迅速，异常比例为7.68%，低于控制组的12.33%；可疑比例为19.10%，与控制组的26.64%相比降幅也较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张，将中国儿童中后20%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作为早期干预的瞄准目标。若以此计算，在中国每年的新生儿中，有300万至400万儿童需要接受干预，扩展至0-3岁，这一群体数量将超过千万。

卢迈介绍，在甘肃华池、新疆吉木乃、贵州毕节七星关三个地区的试点项目中，对儿童进行早期干预所需花费为2 800元至3 000元一年。

若将对儿童的早期干预纳入国家公共政策，财政可否买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杨一鸣认为，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拿出0.1%的GDP给0—3岁的儿童用于儿童早期发展，可作更大努力。中国政府于2015年出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明确将“困难地区儿童发展整体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设为发展目标。

关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或需扶贫思路的转变。卢迈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社会不平等，光靠改变社会收入分配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早期投资，“这是回报最高，也最有效的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

杨一鸣则指出，巴西联合多部门力量，共同发力于儿童身上的做法值得借鉴，“（现在）我们卫生（部门）只管卫生，教育（部门）只管教育，福利（部门）只管福利”。目前在中国，早期养育尚处于政府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阶段。

卢迈建议，要使资金和资源使用有效，城市贫困家庭儿童的早期干预可由民政部管理，农村的早期养育可纳入卫计委管理，由三级卫生体系指导，将营养干预和到户家访结合起来。

对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的共识尚待形成。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马迎华提醒，未来儿童早期干预项目可能在落地过程中遭遇“梗阻”，地市和县级政府的领导尚且对此缺乏认识。卢迈也认为，国际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贫穷与大脑的关系，神经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已证明人在早期发育过程中，营养、教育有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落后的，评估的工具用的也是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