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浩宇的爷爷把两岁的小孙子背在背篓里。（高伊琛/图）
“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贵州毕节贫困家庭的特点。游浩宇的一天从拥挤开始，绝大多数时候都归于沉默。
“中国有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又同时兼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这种混杂和折叠是当代中国的特点。要理解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到大国内部复杂的时空中去。”
早上六点多，天微亮，6岁的游浩宇放牛去了。
放牛地最近也要走上一个半小时，游浩宇趿着一双蓝色拖鞋晃在奶奶后头，在贵州毕节陡峭的山路上，6岁的腿脚比61岁的要灵活。
游家有九个孩子。9月5日播出的央视慈善人物颁奖典礼上，镜头扫过大大小小拿着牙刷的手，房前空地上，孩子们和祖父母蹲在地上刷牙，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两岁。这是游浩宇一家早上洗漱的“盛况”，游家父母叔伯辈在外打工，九个孩子全由祖父母照顾。
游家兄弟姐妹是人们所说的留守儿童。在缺少学前教育的偏僻山村，他们从小满山疯跑。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幼儿园25.5万所，在园幼儿4600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接近80%。
幼儿园未能覆盖的这20%，却正是学前教育需求最迫切的群体。
“不仅仅在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有类似问题：最后那一公里永远是最贵的、最难的，也是最需要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谊说。
放牛晨放晚归，一日两趟。直到一年前，游浩宇参加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村一园”计划，生活里多了背书包上学。
过去九年，这一项目悄然改变着约十七万乡村儿童的学前生活。截至2018年6月，在中西部9省21个贫困县，该计划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共2300所村级幼儿园，每年在园幼儿六万多人。
今年7月17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宣布，“一村一园”计划获得2018年度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该奖项被BBC等媒体称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此前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众多，而这是首次获奖。
在陡峭的山路上，游浩宇6岁的腿脚比奶奶61岁的要灵活。（高伊琛/图）
偏远乡村的恶性循环
六岁的游浩宇有一个梦想：去城市打工。那是他爸爸、叔叔、舅舅们的生活轨迹，也是他能够预见的最好未来。
“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贵州毕节贫困家庭的特点。游浩宇的一天从拥挤开始，绝大多数时候都归于沉默。
镜头关闭后，游浩宇一家陆续出门。哥哥姐姐去上学，两岁的小弟在家玩耍，如果没有山村幼儿园，此时，游浩宇会牵牛上山，或和爷爷奶奶一起放羊、干农活。
他早已熟练掌握了牛的身体语言：什么时候该鞭打、什么时候叱喝，身高只有一米出头的游浩宇，挥起鞭子来像模像样。但奶奶说，面对生人孙子异常害羞——两分钟的短片，摄制组拍了三天，却始终没有录下游浩宇的一句话。而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他只在拒绝两岁弟弟索要幼儿园发的彩色水笔时，才完整讲述了拒绝的原因。
“穷，孩子多，多了以后不照顾。这样的情况会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说。
在“一村一园”计划最早的试点地区青海乐都县（后改为乐都区），“恶性循环”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青海乐都县李家乡单科尔村的段晓红（化名）今年五岁，记忆中从没有妈妈的影子。
一开始，奶奶告诉她妈妈去打工挣钱供自己读书，她信了。但两年过去，妈妈连除夕都没回家，她开始主动告诉奶奶：妈妈不要我了。
段晓红今年刚被送到村里的山村幼儿园，她木讷，反应比其他小朋友迟钝，至今还不能完整地说普通话。
这一切都让奶奶心痛不已，却无可奈何——为了帮儿子娶媳妇，她用光所有积蓄，还欠下12万元债务。晓红一岁半时，儿媳对她说“妈妈，孩子大了，我想去打工了”。
奶奶背着晓红将妈妈送到村口，那是她最后一眼看到儿媳。
“因婚致贫”是青海偏远贫困村庄中典型的故事。背上巨额债务后，儿子出外打工，很少归家，爷爷奶奶忙于农务，晓红独自在摸索中长大。
当地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类似的贫困家庭，再次讨到媳妇的几率几乎为零，这也导致当地农村出生率越来越低。加上青壮年出走城市打工，偏远贫困农村人口锐减，不少地方的小学都已撤点。
或土地贫瘠，或交通不便，或产业单一……“一村一园”计划覆盖的地区，许多都面临结构性贫困。
卢迈将这些称为“深度贫困地区”，而乡村社会结构畸形开始在表层显现：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五名孩子在垃圾箱中烧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5年6月，还是在毕节，四个孩子在家服农药自杀，最小的年仅五岁。
他们都是卢迈口中的困境儿童。
困境儿童是西方儿童人力资本概念，囊括面临贫困、单亲、孤儿、事实孤儿、残疾、发育迟缓等种种困境、可能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孩子。
央视慈善晚会后台，卢迈第一次看到了游浩宇的故事。
他有些激动，收拾好情绪走上台接受了慈善人物奖杯，却在发言环节有些“绷不住”。
“我国的学前教育入学率达到80%，问题是究竟谁被落下了？”卢迈在台上发问，“是那些村里的、贫困地区的孩子。我们的测试显示，他们和城里儿童在语言、认知、记忆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帮助他们，他们下一步的生活将非常艰难，但只要帮助了他们，效果会非常明显。”
留守儿童问题被认为是“社会欠账”所致，据民政部8月31日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较2016年摸底排查数据下降22.9%。
和曾为“一村一园”计划慷慨解囊的人一样，卢迈心中也藏有一份愧疚。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让这些最困难的孩子们来承担，并不公平。
基金会研究一部副主任郝景芳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湖北某县，当地警察非常担心留守青少年，因为其中不少人惹是生非、道德观念淡漠、反社会情绪强烈。
“但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因为是社会首先亏欠了他们。”这是调研中一位警察的原话。
“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助孩子”
71岁的卢迈有个5岁的孙女，在北京上幼儿园。他的手机相册里，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有一张泛红晕的白净脸庞，冲着镜头咧着嘴笑。
相册里还有另一类孩子的照片：黝黑的小脸庞，两颗泛着血丝的眼珠子。瘦弱的身躯躲在破旧的门板背后，怯生生看着镜头。
“这男孩今年也是5岁，父亲去世后母亲也出走他乡，他长期跟着奶奶，生活在随时被抛弃的恐惧里。”2018年6月，卢迈在云南怒江调研时，拍下了这张照片。
孙女的笑靥和男孩怯生生的双眸，在卢迈的手机里不断重复放映。让后者的起跑线尽量向前者靠近，是他认为的教育公平。
卢迈出身佃农，在新加坡出生。他第一次到农村，是“文革”期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此后，他的个人命运和共和国历史上多个重要节点联系在一起，时代赋予他的标签包括：归侨子女、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北大荒知青、工厂工人、77级大学生、经济学家、“中国最年长的秘书长”等。1985年，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门下研究农村经济。
1997年，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支持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卢迈1998年加入，但彼时，农村贫困问题并不是他工作的核心，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承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转折发生在7年后。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找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希望合作科研，主题是“社会公平”。
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出版。这一次研究经历，使基金会对社会公平的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潜意识里，卢迈开始回溯自己在建设兵团和农研室的经历。他将1980年代建立农村试验区的经验和山村儿童早期发展联系起来，确立了“社会试验+政策倡导”的工作方式。
“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自然环境、改变不了村庄尤其是贫困地区村庄逐渐走向衰落的情况、改变不了妈妈出走家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卢迈说。
2008年，曹艳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她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同事调研在村里建幼儿园的可行性。
那一年7月南方暑气逼人。在广西，曹艳看到5岁的孩子和哥哥姐姐一道走两小时山路，去上学前班；也看到大山里的留守儿童生病发烧后，因为无人照顾转成脑膜炎，留下智力障碍。
“当时的直观感受是，建幼儿园远不仅是教授知识，它是要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曹艳说。
事实上，这种隐约的感性认知，早已被多次论证。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数据显示，儿童90%的脑发育在5岁之前完成。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则认为，如果把一个人长到17岁时达到的普通智力水平计为100%，那么从出生到4岁时他已经获得50%的智力，4-8岁又获得30%的智力，8岁到17岁只获得剩下的20%。
马里兰大学教授理查·巴斯的研究表明，儿童面临长期贫困、单亲、家庭暴力、长期被忽视、父母滥用药物或精神疾病等6-7个风险因素时，有90%-100%的可能性会在认知、语言、情感方面发育迟缓。
那时起，基金会开始有意识地在儿童早期发展上投入研究，他们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和阿玛蒂亚·森合作，进行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研究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公益组织筹集资金的源泉，我们懂得政策制定的难点和方式，能够从这个角度更好地给政策制定出主意、想办法。”卢迈这样解释。
一年前，游浩宇参加了“一村一园”计划，放牛的生活里多了背书包上课。（高伊琛/图）
如何实现政府议程
“‘一村一园’计划的创新力量在于，其在规模和能力上充分利用并实现了政府议程。”WISE公共与媒体关系部的莎拉·弗西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山村幼儿园的设立，的确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2008年，时任青海省海东地区地委书记王小青在一次赴哈佛访学过程中，与卢迈谈起了贫困地区教育。
彼时，《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刚刚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奖项，基金会上下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发现了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中国应该如何做呢？
在哈佛，一名官员和一名学者一拍即合，决定在中国最贫困的偏远农村，开展一场旨在让偏远山区孩子获得“可及”学前教育的社会试验。
这就是“一村一园”计划的缘起。
起意之后，如何推进成了最大的困难。李敏谊看来，学前教育在不同地域的普及，都是一个“因地制宜”的过程。
“中国有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又同时兼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这种混杂和折叠是当代中国的特点。要理解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到大国内部复杂的时空中去。”李敏谊说。每一所山村幼儿园的建设，都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着中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乡村治理逻辑。
2009年9月，第一家山村幼儿园在乐都县诞生。
乐都县曾被誉为“青藏高原第一秀才县”——换句话说，因为资源贫瘠，这里的孩子除了读书，没有第二条出路。在这儿，有条件的家长将孩子送入县城幼儿园，留在山上的因为极端贫困而“被剩下”。
因地制宜，和公立幼儿园相比，山村幼儿园降低了软硬件要求，不新建校舍，当地原有的小学空置校舍、村委会、党员活动室等场地均可成园。“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就用。”曹艳说。
这也是“一村一园”计划和其他教育项目的最大区别。“我们首先解决‘有或无’的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办园质量。”曹艳说，“这样的标准可能没法满足国家办园的原则。但如果不这样，农村孩子可能要等很多年才能有幼儿园。”
其他“不符合标准”的地方，还有幼教老师的组织管理。“一村一园”计划摒弃了“硬碰硬”的打破政府教师编制壁垒的做法，转而在本地区幼师专业毕业的中专、大专生中招募。
2010年，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到乐都考察山村幼儿园，仿佛撕开了一个口子。2012年，山村幼儿园开始在全国推广；2013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到乐都探访，并在基金会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交的报告中作批示。
山村幼儿园终于告别了艰难的起步阶段。基金会认识到，“一村一园”计划要推进，说服当地政府共同实施是重中之重。此后每一次新项目启动，卢迈都会亲自带队去和地方政府沟通。
同时，基金会也制定了框架性策略：重视前期调研，到村中走访；与基层官员开座谈会，展示调研成果；指出学前教育缺失带来的恶劣影响，引发领导产生共鸣；在复制、扩大模式的过程中，强调地方政府的主动权，保证执行工作顺利进行。
曹艳的经验是“多跟地方领导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项目越好推进”。卢迈则认为，只要地方政府觉得项目做得扎实，“就会认真对待”。
但他也尝过失败的滋味。2010年，基金会决定在距离昆明约一百公里的云南寻甸设点，因找不到合适的场地，志愿者就在大树的树荫下带着几个孩子玩耍、学习。
直到2014年，当地政府始终没有行动。“换了三任书记都没有推动，因为他们知道上级领导不感兴趣，只相信民办幼儿园。”卢迈说。
够不着的“国家标准”
“告诉我，你们谁上过幼儿园？”当初在青海乐都的小学课堂上，卢迈问。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举手者寥寥。
卢迈将山村幼儿园在乐都的起步归纳为“一群对的人做了一件对的事”。
语言能力、卫生习惯和情绪控制能力的提升是孩子们身上最显著的进步。晓红的反应虽然仍有些迟钝，却已养成如厕后洗手的习惯。听到好听的音乐，她虽然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站起来跳舞，也会露出腼腆的笑容。
在李敏谊看来，中国学前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一个佐证是“三年行动计划”红头文件上公章的变化。第二期，盖章的部委包括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第三期开始，文件上出现了人社部的红印。
“这说明，国家开始着力解决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中国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环，这个人不仅仅指儿童，更是教师和家长。”李敏谊说。
2018年8月底，卢迈又一次来到乐都。这一次，他是为了志愿者的工资而来。
打动卢迈的其实是WISE获奖后，微信公号后台的一条留言：
“我们很爱很爱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但面对这份志愿者补贴，有时想买的东西都不敢买。”
“我们欠他们的。”这是卢迈看完留言后的第一句话。两周后，他和青海省相关领导坐在一起，第一件事就提出，希望省财政增加志愿者老师的工资。
志愿者老师的抱怨，来自他们和编制内教师工资的巨大差距。以乐都为例，编制内教师的基本工资加上奖金和其他福利后，能达到6000元甚至10000元。而体制外的幼教老师，包括志愿者和民办幼儿园老师的工资只在2000元上下。
山村幼儿园大多地处偏远山区，低工资之下，项目面临着优质幼教志愿者的不断流失。
21岁的闵江平住在学校旁边的教师宿舍，仅在长假返家，她家不远，但交通不便，一来一回就是两天。与她同一批来毕节的志愿者老师有八百多人，一年过去，离开的已超过百人。
在李敏谊看来，工资反映的实质是学前教育治理——往大了说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志愿者老师工资也好，巡回支教老师工资也好，其实是要跟儿童数量、教师工作量挂钩的，如果有一个基础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统筹安排的。”
但中国一直面临学前教育数据和纵向追踪等优质研究缺失的问题。李敏谊曾在甘肃某县调研时向有关部门索要三岁入园儿童名单，结果发现“当地卫生口的数据和教育口的数据是不通的”。
2017年，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出台，提出“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联合办园”的政策。
这让卢迈很焦心。在乡村人丁衰落和农村儿童流向乡镇、县城的大背景下，按照原有标准建设的幼儿园，很难逃脱被荒废的命运。
李敏谊一定程度上认同卢迈的担忧：“几个村联合办园，从资源上来说是合理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首要的挑战来自自然环境。在青海、新疆等地广人稀的贫困地区，“这个村三个娃那个村五个娃”联合起来，意味着父母要背着孩子走一个小时的路去上幼儿园。
“这种情况下更应该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李敏谊说。
离开乐都前，卢迈获知青海省相关领导提到，要争取尽快解决志愿者老师的工资问题，他松了口气。
但他知道，仅靠自己“单个击破”，远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也许，我们应该尝试跳出现有的思考框架，看能不能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的方式，完成学前教育‘最后一公里’。”李敏谊说。
